Barentsz

无论是通过通商口岸的贸易还是学院的高等教育，“世界主义”终究远离了乡村内陆地区大众的日常生活。此外，英文教育以翻译为主还是以作文为主，往往取决于现实环境，而不是教育理论上的选择。尽管如此，还是有相当数量的学者致力于讨论和教授学习外国文学的方法，清华大学教授叶公超就是其中之一。但是，无论是大学还是高中，有能力的英文教师，都很缺乏。在教育改革的早期，这类教职大多由毕业于著名教会学校圣约翰大学和东吴大学的毕业生担任。后来的十几年中，尽管国立院校的外文系培养了越来越多的毕业生，但这些学生所受的教育和训练中，语言教学只是第二位的。1920年代国立东南大学的课程设置和院系建构充分表明了这一问题，而这一院系建制的方案在1930年代被大多数公立大学采用，其中就包括北大和清华。在这一大势下毕业于大学外文专业的学生，很多成为中学的英文教师，但显见的是，他们由于在大学中没有接受足够正规的语言教学训练，因而在高中英文教育中显得能力不足，作用很小。从教育学的观点来看，教科书的选择也显得非常不合适，它们常常给刚刚掌握了语言基础的学生布置萨缪尔约翰逊和本杰明富兰克林的作品为作业。

优秀英文教师短缺的一个最直接的后果是，教育系统内部各院校的水平差距悬殊。同一时期，乡下的学校与城市的学校在教育水平上有很大的距离。由于数量很小的有能力的英文老师都集中于为数不多的中心城市里，这些城市学校，特别是在通商口岸和政治中心的学校的教育水平得到了持续不断的发展。附属于大学、学院的高中也而在城市教育网络内部，制订其自身的标准。包括地处北京、上海和广州等重要城市的教会大学的直属学校在内，各大院校的附属中学长期以来都保持着比较高的英文教育水平，为学生日后在大学中的深造打下良好基础。天津南开、南京东南大学、中国公学和上海南洋大学高中部的学生，大多能在三年课程训练后熟练阅读英文。这些学生基本都能够顺利通过大学入学考试的英文测验，继续提高自身外文的阅读、翻译，或演说、作文的能力。而来自普通高中的学生，只有极少数能够独立学习和阅读外语，这类学生中，只有20%到30%的人能够在离开学校数年之后，仍然保留着他们使用英文的能力。

在乡镇学校里，英文课大多用中文来上。由于大部分老师本身就很难说流利的英文，课堂上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把英文逐字逐句翻译成中文后，再进行讲解。学生和老师的精力大多放在阅读和听力训练上，会话和作文则完全被忽略。尽管如此，乡镇学校的学生还是会花很多时间在英文学习上。据估算，他们50%到60%的课外学习时间都会用在预习和复习英文课上。但是，由于英文老师有限的水平和能力，可能70%到80%的学生从来没能真正地入门这门语言。

当批评家指责乡镇高中的英语教育和要求构成了时间和精力上很大的浪费时，他们心中所考虑的问题，除了这些学校里英文教育本身的缺陷外，还有内地学生所缺乏的与英文的直接关联。1920年代中期，江南，这个最早的与外国发生关系的地区，同时又拥有浓郁教育传统的地方，有近90%的毕业于城镇（相对于省会城市和沿海口岸城市而言）中学的学生，没有进入大学。这些学生中，也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最后进入了需要有熟练英文能力的金融机构和政府部门。相较于那些远离内陆的大型口岸城市，比如天津、上海的学生来说，内陆省份的城镇学生更容易感觉到英语对他们来说没什么用处。城镇学校英文教育的失败，一方面引发了学生自身的消极情绪，另一方面也限制了整体的教育质量。只有很小一部分学习、生活在很容易就能感受到西化之风的口岸城市和政治中心的学生，才有可能通过英语这一语言媒介，以文化或是商贸的方式，与外面世界发生接触和交流。

1920年代中期，经过了近四十年的将西学科目引入日常学院课程的努力，将英文作为高中必修课程和大学入学考试必考科目的做法，遭到了极大的质疑。除了几所大型中心城市外，英文课在广大地区中看上出不过是对时间和资源的无节制浪费。许多人质疑道：如果将更多的时间放在真正有价值的科目，而不是外文课上，学生不是将从高中教育中获得更多收益么？但这样的质疑和建议，受到了普世教育和全国统一教学体系倡导者的反对。他们明确指出：如果不在高中里实行普遍的英文教育，那么很多人将非常不公平地丧失他们进入大学深造的机会。类似的争论在社会上激起了很大的反响和讨论，但事实上，民国时期的这些言论几乎没有对现实中的学校教育发生作用。

    数据足以说明民国时期教会学校和一般的省级学校中英文的重要地位，它与许多专业学科的学习紧密关联。从百分数上来看，相比较公立大学而言，私立大学中有更多的学生需要在贸易、经济、医学、新闻学、社会学、教育学、政治科学的专业学习中，依赖英文。在这些地处上海和天津的私立学校中，英文教学主要由外国教师负责，演说能力和作文能力是教学的重点。而这一在学校中被不断强调的外语学习，与现代城市中贸易、金融、制造业和其他新兴行业的发展有相当大的关系，受到良好英文教育的学生将在城市中获得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

    尽管与私立学校相比，北京、南京、广东、成都和武汉的公立大学更注重一些基于中国自身学术传统的学科，但事实上，这类学校中三分之二的学生还是以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科学和社会科学为专业。这些学生无可避免的需要依赖英文资料来完成自己的学业。大学中的外文系并不是面向全校学生的语言教学机构，而是专门研究西方文学经典和理论的机构。外文系开设大量外国文学课程，这类课大都由海归的中国学者担任教员，吴宓和梅光迪可能是其中最有名气的，他们都毕业于哈佛大学，师从白壁德，回国后在国立东南大学（国立中央大学前身）外文系任教。

    拥有相似教育背景的学者（包括朱光潜、范存忠等）所开设的课程，从希腊神话、英语诗歌、戏剧、小说到美学和文化理论（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序列始终不包括圣经文学）。不难看出这一作品列表对文学的偏好，事实上，其中鲜有以教授语言为目的而选择的作品。即使是大学一二年级的英语班所使用的课文，也更注重文章的文学意味和价值。大多公立大学外文系除了设立英文专业外，还有法文、德文、俄文、日文专业。其中的英文教学更强调其文学、文化上的内涵，而反对以商务和新闻为目的的英文教育。（叶公超：《大学应分设语言、文字与文学两系的建议》）对于在大学任教的学者们来说，他们更注重的也不是自身的语言能力，而是将莎士比亚诗歌翻译成中文的工作。他们并不单纯地因为很好的外语能力而受到敬慕，在研究和阐释语言艰深的古典学问（拉丁文、希腊文、梵文和阿拉伯文）时所表现出的文学修养受到更多的瞩目。

    经由西方学术训练的中国人文学科，由于折中地在东西方之间取长补短而获得赞誉。从这个角度来说，翻译由于其预设是在两种文化之间勾连互动的能力，因此无疑是一种严格、谨慎的学院活动。因此，城市中流行的买办式英语在两个层面上是糟糕而不入流的：首先，单纯依赖英文而排斥其他语言是文化地方主义的，这一行为实际上是将目光局限于少数通商口岸的商贸交流；其次，商务英语是比较低级的，它只是一些中国人赖以谋生的语言工具。这样的区分，使中国的人文科学在逐渐接纳西方文化的过程中，拒绝了“中”“西”这一显见的基于文化对比的区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基于内部的“精英”与“大众”、“美学的”与“功利的”区分。